在这个“互信感几乎趋近于零”的当代社会，全国待用快餐第一家响应餐厅老板，希望借此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怀。然而，他没有预料到，这使他卷入一系列难题。

老板高文麒看着他的小黑板有些发愁。

这块小黑板位于他在西安糜家桥小区的快餐店前台旁，上面写着：“2013年4月13日至6月20日，待用快餐累计认购265份，取用63份，待用202份。”

“待用快餐”，是指去餐厅吃饭的顾客提前买下一两份快餐，寄存在店里，供其他有需要的人使用。这项由普通人自发形成的微小善意活动，最早可追溯到二战时欧洲的“待用咖啡”，在经济困难与战时状态中，这被看为是基层社会团结互助的象征，因此，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各种“待用”活动重新在欧洲各地兴起。

然而，作为在中国大陆第一实施待用慈善的高文麒，他所遇到的状况并不乐观。两个月来，他收到了265份待用认购，但取用的更少。他指着“待用202份”解释，这意味着有2020元钱寄放在店里，无人取用。

“有人会相信我吗?”

图说：“待用餐”的背后存有尊重、信任和关怀，高义麒的善举意在触动彼此心中的善念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进而刷新人们对慈善公益的认识。图/胡冀锦

2013年4月12日22时左右，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在微博上转发了“待用咖啡”的情况介绍，并号召在中国发起“待餐盒饭”，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尝试。

两个小时后，高文麒成为微博上的第一个响应者：“响应@陈里陈厅的号召，御上文化厨房自今天(2013年4月13日)起，每天提供5份‘台式卤肉饭套餐’作为待用餐。抛砖引玉，欢迎大家共襄盛举!”

高文麒今年50岁，出生在台湾，做过记者、主持人、教师、顾问，1999年后到大陆从事写书、出版等自由职业。2012年，他入股了朋友在西安开的这间台湾餐厅，主要经营卤肉饭、鸡腿饭等台式便当。

如此快速地响应，因为高文麒对此并不陌生。还是八九岁的孩子时，他常和母亲去家附近的馄饨店吃饭。有一次，一个乞丐经过，向老板娘要一碗馄饨， 看到老板娘不太乐意，母亲出钱买了一碗，并对老板娘说，“以后如果有‘不方便的人’，你就给他一碗吧，记在我账上，每个星期我来跟你结。”

之后，高文麒有时替母亲去结账，一碗馄饨10元台币，老板娘只按7折收钱。

但是，待用快餐在中国大陆行得通吗?高文麒并没有把握。在大陆呆得久了，他看到了许多在台湾不曾遇到的生活细节：餐厅装修，施工方绝对不垫资; 双方合作，一方说到账才会开发票，但另一方坚持有发票才到账，“我一定要先保护我的利益，绝对不相信你”;他曾在北京看见有人骑车跌倒，众人围观，却没人敢上前施援;在苏州高铁站，他遇到一对母女拖着拉杆箱，向他要63块钱买车票回家。他给了，被朋友笑话，“骗人的太多了，她们都是假的。”

高文麒的经验告诉他，中国大陆的社会互信基础“几乎为零”，会不会有人愿意为陌生人付出?而他，作为一个台湾来的小餐厅老板，又有谁会相信?

然而他克制不住想要试一试的欲望，发出了那条响应微博。

他在微博中详细说明了餐厅地址，并附上套餐图示，包括米饭及汤、一道主菜、三道配菜。

根据之前对慈善活动的了解和参与，高文麒又很快确定了诸多细节：因晚餐计划改造，餐厅只在午餐提供待用;由于待用快餐的目的是填饱肚子，因此只有一种供餐;餐厅每日公布认购及取用数，记录本放在前台，供随时查看。

他拟了两份宣传单，为了避免给人“高低之分”的感觉，最终选择了更中性的“认购”而不是“认捐”，“取用”而不是“领用”——要让受助者有尊严地获得帮助。

卤肉饭套餐的正常售价是16元，但是，“不能把商家的利润也计算在内，否则就是生意而不是公益”，高文麒简单计算过成本，约为11元。整数更容易操作，认购价被定为10元。